漫画/张骊浔
定向降准“满月”调查 “精准滴灌术”跑偏了
有人曾将此轮央行的定向降准评价为从“全面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进步。年内第二轮定向降准的消息发布至今已过去一个月，但是中小企业仍是“一贷难求”，政府类项目还是各家银行眼中“皇帝的女儿”。
日前，审计署审计8家银行2013年贷款投放情况发现，有3749.88亿元贷款通过同业合作、基金理财等类信贷业务投向国家限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房地产企业。这种绕道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放贷的做法一直是银行业“阳光下的秘密”。
小企业资金饥渴难解
老杨是上海一家贷款中介的负责人。从6月初开始，他就满怀信心地追踪定向降准实施后，银行会像监管部门希望的那样把钱借给他的客户——中小企业吗？
“我等了快一个月，到现在只看到贷款向中小企业松动的蛛丝马迹，以前我们提交的贷款申请银行基本不收；现在呢，收了。最终贷款能不能放？我看不乐观。”老杨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中小企业即便能从银行融到资，年化利率也要高达10%至15%。
老杨是银行信贷员出身，后来和所在行的行长一起“下海”办起了贷款中介公司。通过改善企业财务报表等合法手段，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十多年干下来，在圈子里的口碑相当不错。
在老杨看来，短期内中小企业贷款情况很难改善是有依据的。今年以来，有些股份制银行承诺借款企业“先还贷，再续贷”。但不少企业借入市场上的“过桥资金”归还贷款后，银行背弃当初“承诺”不再续贷。这让企业经营雪上加霜。“客户的过桥资金有的利息在15%以上，银行这招搞得客户差点破产。”
银行这种“哄骗”企业还贷的做法曾经在钢贸贷款风险暴露时使用过，但只是个案。据老杨说，而当下银行的这种做法有点普遍了。“圈子就这么大，出现一两次银行变卦的事，过桥资金就摸清路数。现在只要说出某家股份制银行的名字，过桥资金都不愿再做。”
不过，银行也有苦衷。某城商行支行行长赵子龙(化名)说，近年来中小企业贷款在整个信贷中的比例明显上升，但是去年以来不良资产主要反映在这一领域。
“都是些民营大老板跑路。”这位行长觉得压力巨大，“明明企业贷款客户的风险在上升，却让银行降低利率，这不现实。”
政府信用仍“管用”
与中小企业一贷难求相比，政府项目融资要容易得多，利率一般在13%以下。“借钱给政府，千年不坏，万年不烂。”始终是银行圈里的流行语。
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限制、监管可以追溯到2010年。银行迫于监管压力不得不从财务指标上满足要求，但有政府信用作“背书”，又让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欲罢不能，因此想出了诸多精妙办法来规避监管。
某城商行的支行行长介绍，刚开始不让银行给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银行就发行理财产品，让理财资金池对接融资平台；后来，银行找到信托公司发行信托计划，让信托公司充当“通道”，资金和项目两头都由银行掌控；现在，券商和基金子公司也加入了“通道”大军。
目前已有不少商业银行在跟基金公司开展“银基合作”。所谓银基合作，就是商业银行的理财计划投资于基金公司子公司管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后者再投资银行看中的融资平台、房地产等受限项目。
银基合作相较于此前的银信合作、银证合作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银行理财资金要投资受限的信贷领域，开辟一条新“通道”而已。此前，银证合作已经取代银信合作，成为商业银行向表外转移资产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银信合作”还在银监体系内，监管相对便利，那么银证、银基合作横跨了银行、证券两大体系，中间环节越来越多，资金最终流向越来越隐蔽。这部分源自银行，又不在银行财报内的业务就是影子银行的最大组成部分。
“说融资平台贷款到期无法归还就会崩盘的人都是外行。地方政府破产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最多还款时间长一点儿，处置麻烦点儿，但银行不会血本无归。”赵子龙给记者上了一堂业务课。
“定向降准”效果存疑
据赵子龙介绍，他所在的银行连续几年实行“业务下沉”，把中小企业贷款作为重点业务发展，把民营经济活跃的温州、宁波作为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但去年以来这些重点业务、重点地区成了该行不良资产的“重灾区”。即便“定向降准”使他所在银行的资金有所宽裕，也不愿再往这些领域投放。
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利可资产董事长潘玮杰指出，去年的“钱荒”事件令各家银行意识到自身的风险暴露，尤其是流动性风险的问题，一些杠杆过高的银行开始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之路，大量增加短期流动性头寸，减少长期资产；市场上部分信托出现兑付危机等信用风险事件也迫使银行风险偏好有所下降，导致近期的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中，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以及未贴现承兑汇票等银行表外融资渠道的融资规模均出现显著收缩。同时，由于经济低迷，企业经济效益不佳，能符合银行信贷要求的企业越来越少。出于对信贷风险的控制，银行进入信贷紧缩周期。
同时，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决定了中小企业和“三农”是不可能得到大规模投放的。所以希望通过定向降准实现经济调结构难度不小。
贷款中介李东生(化名)多年和中小企业打交道，他认为企业融资难是长期以来的课题，并不期望一朝就能破解。当务之急是减轻企业负担、减少政府干预，让企业专注自身业务。
“我的一位企业客户，注册地从嘉定迁往杨浦，跑了四五趟工商局，仍然搞不掂。注册变更没做好，企业就没法开发票，开不了发票合作伙伴就不打款，企业收不到款就没法给员工发工资。政府先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最重要，融资倒在其次。”老杨深知企业的疾苦。
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改革，而非“调控”。（记者 高改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