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标题，你可能会想到若要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最成功的两个国家非美国和中国莫属，争论的问题是谁能拔得头筹。然而事实却是：德国轻松取胜。
在诸如可持续能源系统、分子生物技术、激光技术及实验软件工程等领域，德国在技术创新上独领风骚。为向德国学习如何进行有效创新，美国各州鼓励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Society）在美国至少设立七家研究院。这一协会是德国的应用科学智库。
当然，美国人在发明上的成就不容小觑。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融资系统，支持激进的思想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谷歌（Google）到脸书（Facebook）再到推特（Twitter），都是很好的例证。但以此认为美国在突破性创新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已被研究多次证实是天方夜谭。在尖端技术领域，德国与美国不分伯仲。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更好地将发明成果转化到产业中，并将其推广至所有企业部门。许多德国创新性技术将新的思想或功能加入到老产品或旧工艺中，或者把陈旧落后产业与生机勃勃的新产业重新组合。
德国的创新方式解释了其在制造业方面的高超造诣。举例来说，我们每天购买的中国制造商品，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是由德国生产的机器设备制造出来的，因此制造这些机械的企业必然繁荣兴旺。
这也解释了为何德国的工业基础没像美国那样遭到严重破坏。德国在保持就业率增长和提升生产能力的同时，还提高了公民的实际收入水平。2010年，德国的制造业雇佣了22%的劳动者，对GDP的贡献是21%，而且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高出美国66%。底线是：德国的制造者对提高就业率和实际收入水平贡献巨大。
相反，在美国，越来越少的人从事中产制造业工作。2010年，只有不到11%的劳动人口从事制造业，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只有13%。这种不平衡还在加剧，整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也在不断恶化。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德国深知创新必然引起生产力提高，这种提高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提高，而不是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因此，德国并不仅仅寻求形成新的产业,还致力于进行现有产业与新思想、新技术的融合。且看一款新型宝马汽车承载了多少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又有多少德国最佳的软件程序应用于奔驰汽车。相反，美国没有通过新技术和创新使老工业复苏，而是任其消亡。因此，我们没有健康且富有凝聚力的产业，我们有的只是单独配置的发射井。一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美国博士生从未想过要进入汽车行业工作，因此也不可能涉及与制造业相关的领域。
德国有公共研究院系统，帮助重组企业和改变观念。换句话说，创新并不止于发明。弗劳恩霍夫研究院部分受政府资助，以新奇的方式将激进的想法市场化。他们缩小了研发与中小企业日常工作之间的差距。在美国的电信领域，贝尔实验室以前从事的就是这项工作，但是弗劳恩霍夫所做的远不止于此，范围涉及德国所有的产业部门。
德国的劳动者经常接受培训，使他们能以最多样化和创新的方式利用技术革新的成果，从而能提供消费者甘愿以更高价格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你要对厨房或车库进行装修，要在预算范围内购买最好的产品，那么，这些德国产品诸如米勒、博世、宝马和奥迪会占据多大的空间呢？
德国积极地协调这些因素，形成了良性循环。德国创新的目的是增强工人的技能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而美国所关注的则是那些能减少甚至能摆脱掉工人的技术。德国的创新在工人的教育程度范围内持续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创新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亚马逊的配送中心或是苹果专卖店增加几个就业岗位。
现在是美国改革创新体系的时候了。美国人需要认识到创新的目的不是提供广受追捧的网络服务，而是保持生产力和就业增长，从而保证实际收入提高。我们需要新的政策，允许创新发展壮大，通过美国工人在美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先进的发明如何从实验室进入市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通过公共-私人研究所协助完成，类似弗劳恩霍夫中心在德国所发挥的作用。我们需要认清技能培训是终身的事业，教育程度不同的工人都应该学习如何使用新技术提高生产力。
发明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只有针对整体创新循环的政策才能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提高所有公民的福利。德国人能做到的，受过良好培训和合理激励的美国人没有理由做不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