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模式，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

关于服务型制造的内涵，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与之相关联的概念还有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这几个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都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演化的结果，区别在于定义的视角不同。“服务型制造”的核心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即制造业企业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从差异化竞争战略出发，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优化生产组织和运营管理，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从生产型制造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转变，从而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制造业服务化”更多被认为是制造企业从以生产产品为中心向以提供服务为中心演变的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的功能进一步拓展，制造商销售的是产品的功能或服务，而不是产品本身。制造业服务化体现出服务在制造业的投入和产出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生产者而非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行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包括基本的生产服务、嵌入到制造业价值链的生产服务和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服务。这三个概念体现出制造与服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融合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变的规律。其中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动态演变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制造企业实现了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成功转型，进一步强化了竞争优势；其中有一部分制造企业将自身形成的服务能力和优势服务资源裂变出来，面向全社会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进而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

知识型服务业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发展是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实践看，发达国家领先制造企业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向服务型制造的战略转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知识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渗透应用，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目前行业领先制造企业均已完成服务型制造的转型，服务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超过了1/3，有的甚至高达60%—70%。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与融合应用，使得制造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以及终端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及时响应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整合利用协作企业和客户的资源、信息、数据等进行创新，由此催生出网络协同研发、协同制造、智能化供应链管理、在线监测和远程诊断、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基于智能产品的智能服务等一系列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制造业也在这一多维度创新中创造了新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供应链和与客户互动的方式，形成了新型服务交付系统。制造业的面貌正在被重塑。从产业链外部看，制造业朝着更加专业化、智能化、个性化，质量高、响应快、成本低、生产柔性、环境友好的方向升级；从制造业内部看，制造企业之间的分工更加深化，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共享资源和相互提供服务，形成服务型制造网络，实现资源的动态整合和高效集成。近年来，各国对以高附加值的服务构建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增长极均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如美国大力支持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化服务，欧盟提出发展“高附加值的欧洲制造”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工厂”，德国推动实施“工业4.0”和“智能服务世界战略计划”等均是如此。

      发展服务型制造可以从高端环节重塑我国制造业价值网络。从制造业价值链演变的趋势看，以简单劳动为代表的加工制造环节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份额不断降低，而研发、设计、服务等更多依赖于增长的人力资本和显性或隐性知识、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体的非直接制造环节，则表现出远高于生产环节的附加价值和价值创造能力。如根据美国波士顿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当产品销售与售后服务所带来的营业收入之比是76∶24时，它们所产生的利润之比却是55∶45，几乎相等。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服务型制造对于中国制造业变革的意义，在于可以系统性拓展和提升中国制造的产业价值链。通过增加对整个价值链上影响最大的知识性服务要素的投入，提高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带来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重组、产业链高效整合、效率改进和管理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真正的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服务型制造不是“去制造业”，更不会动摇制造业的根基，相反，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重塑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实现创新发展、质量效益型发展的集中体现。

服务型制造涉及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等多个维度的创新。IBM研究咨询公司将服务型制造称为软性制造，服务型制造可以通过强化制造价值链中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实现经济增长的软性化，改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利于打破困扰多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低成本竞争导向和产能过剩的魔咒，引导市场向差异化、多元化、质量效益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变，有利于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战略转变。

制造与服务高水平融合发展、协同互促将产生“1+1＞2”的效应。

发展服务型制造可以有效提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的需求，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增长空间；制造与服务的互动融合使得两者形成互为支撑、协同发展、互助共赢的效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经过长期演化已经形成了“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占GDP比重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8.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最快，牢固占据服务业的半壁江山。未来伴随着我国制造业进一步向高端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提升还有很大空间，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互促有望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新动能。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企业能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必要的安装、维护、保养等服务，并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服务作为一种差异化竞争的手段，设立专门的服务部门，提供与产品密切相关的服务内容，朝着“产品—服务包”的方向转型。但是总体来讲这部分企业的比例不高，制造企业服务化产出水平还比较低。根据德勤公司2014年的调查，在受访的全球80家制造业公司中，服务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值为26%，服务净利润贡献率的平均值达到46%；有19%的制造业公司的服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在我国参与调查的企业中，78%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收比超过20%；就净利润而言，81%的企业服务净利润贡献率不足10%，其余企业的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基本在10%—20%间徘徊。可见，从差异化竞争到利润创造，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是对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内涵和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受传统粗放式工业发展思维模式影响，多数企业还存在重硬轻软、重制造轻服务、重规模轻质量、重批量化生产轻个性化定制的现象。有一些企业对服务型制造的本质认识不清，误以为发展服务型制造就是发展服务业，担心会脱离主业。

二是对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模式了解不多，服务模式较为单一。

 基于产品的销售安装和售后服务仍是目前的主体，真正意义上从客户需求出发进行设计，通过将服务嵌入产品，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产品与服务融合或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进而获得持续服务收入的案例并不多。对复杂或综合性强的服务模式的认识和规律把握不是很清晰，有企业制定了计划，但多数后期搁置。

三是对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路径和步骤不明晰。

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都将发生变化，需要对企业原有的业务流程、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和重构，很多企业对转型的步骤，以及在组织上、管理上需要做出哪些重新调整还不是很明确。

（三）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信息化水平不高制约了服务型制造的开展

首先是资金问题。开展总集成总承包服务的企业反映，与单纯销售设备可快速回款相比，一些投资额较大的总集成总承包项目在建设初期，规划设计、设备制造采购、土建工程等支出绝大部分需要总承包商垫资，而回款一般分3—4期，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资金压力。尤其对建设周期长、总投资动辄上亿美元的项目来说，尽管利润丰厚，但企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面临很大的资金风险。因多数银行对采取合同抵押、应收账款或无形资产质押等融资方式的意愿不强，总集成总承包企业在项目融资上面临较大困难。对其他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讲，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也面临投入不足、产出不好评估、贷款缺乏抵押物等情况。其次是技术问题，服务型制造是基于企业核心产品和核心业务基础上的服务创新，需要一定的自主开发技术能力的支撑，缺乏核心技术是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最大制约。企业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大数据应用能力较弱也制约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再次，对于以制造为主的人员结构，多数企业缺乏既懂制造、又懂服务，同时熟悉产品和运营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有待完善

面对制造与服务融合创新发展的趋势，我国现有的一些政策和制度环境已经表现出不适应，或者阻碍服务型制造的发展，需要尽快做出调整。

一是有些领域因服务业开放程度不高或者进入门槛偏高，使得制造企业跨界延伸服务业务遭遇梗阻。如装备制造企业开展总集成总承包服务就存在审批难，难以获得工程资质等问题。

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管理机制上缺乏融合。制造企业开展服务业务时还难以享受到与服务业企业同等的优惠政策。

三是服务型制造的标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等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相比于过去的实物产品，工业设计、应用软件等技术和服务产品更容易被剽窃、复制和模仿；服务的质量也需要通过标准化得以规范和保障。

       2016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工程院曾联合制定发布《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2016—2018）》。作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11个配套指南之一，该项政策文件对各地方各部门推进服务型制造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受政策时限、社会重视程度以及可以整合协调的资源范围所限，难以对制造强国战略形成进一步的有效支撑。与智能制造相比，目前社会各界对服务型制造战略地位的认识和推进力度还难以与制造强国的战略进度相适应。建议研究制定“中国制造业服务创新战略”。在《中国制造2025》的统一框架下，将服务型制造放到与智能制造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以产业技术创新为引领、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为两翼，集中整合资源、完善协调推进机制，促进智能制造与服务型制造协同发展、比翼齐飞，将中国制造的效率、质量和价值三大短板进一步转化为三大竞争优势。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示范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打造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新样板。

        工业设计是制造业开展产品创新、技术工艺创新的主要方式，也是长期制约我国制造业升级的短板。从世界范围看，设计业的发展已迈入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3.0阶段，我国不仅要补齐工业设计2.0的短板，还要主动进军创新设计3.0。要充分发挥创新设计作为制造业服务创新的先导作用，综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对制造业产品、工艺和流程，以及制造和服务模式等进行集成创新设计，利用互联网整合资源，促进设计协同、人人参与设计。要把定制服务作为需求导向时代中国制造创新发展的有力武器，以家电、家具、服装、电子信息、装备等行业为重点，引导制造企业积极开展针对下游企业需求的新技术研发定制、新产品设计定制、新产品样式定制等生产定制化服务，以及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定制化服务。大力推广基于互联网定制平台的众创定制、专属定制等创新模式，推动定制服务向高端定制、复杂零部件个性化定制转型，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

抓住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互为依存的本质特征，促进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统筹推进、协同发展，促进价值共创和共享。一是统筹推进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健全和完善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云服务平台、行业大数据平台，夯实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的网络和数据基础。二是综合开展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业务创新设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突破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销售、服务提供等资源边界和运营边界，将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综合集成考虑，以信息流、数据流为核心，开展以客户价值增值为目标的数据采集、数据挖掘、分析和应用服务，进一步提升制造的商业价值。三是促进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的组织协同、系统互通。支持制造企业实施面向工业4.0的智能化系统升级，实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在线服务等全流程互联互通、协同运行。

    一是破除制约制造与服务融合的制度壁垒。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放宽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业务的准入门槛，探索以主营许可等方式解决跨行业经营的资质问题。

    二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政策融通。比如，针对目前工业与服务业用地属性管理上的差异，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业务时可实行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对制造企业剥离出来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在水、气等方面实行与原企业相同的价格政策。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政策优惠等方面，将服务创新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一视同仁。

    三是促进制造与服务资源整合。鼓励制造与服务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兼并重组，开展全产业链的服务创新，延伸价值链。

    四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空间上集聚发展。建设面向制造业基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支持基于资源整合的云制造和云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企业之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

    一是加强财税金融支持。重点加大对服务型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基础数据库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持；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项目融资担保服务，缓解企业转型的资金压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健全完善市场化收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

    二是依托重点人才工程，加大服务型制造人才培养和培训力度，重点培养和引进跨领域、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三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加大对研发设计等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交易和中介服务体系，形成对制造业服务创新的正向激励。

    四是加强服务型制造相关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建设，建立健全服务型制造相关统计调查制度，促进服务型制造健康、高质量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