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计划”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是国家为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而推出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该计划由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于2009年推出，选择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和计算机5个领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9所高校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
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使命。在试点高校的具体实践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试验田。今年是拔尖计划推出的第10个年头，试点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总结出了哪些经验？有哪些特色？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以空前的制度空间和资源投入激励高校
事实上，在实施拔尖计划之前，国家和高校已经在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各种方式。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办了引人瞩目的“少年班”，后来许多高校开办的“基科班”“实验班”“教改班”等都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积累了经验。
在此基础上，拔尖计划应该如何做？教育部在前期调研中确定了几个原则：一是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集中力量支持10多所基础学科强的高水平大学，动态选拔特别优秀的学生，配备一流师资、提供一流条件，国内外交叉培养；二是学校为主、政府支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国家对人才培养给予特殊政策，中央配套专项经费；三是加强自我评价、自我完善，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对计划实施进行科学评估。
与之前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方式不同，教育部并没有对入围拔尖计划的19所大学统一规定培养模式，以空前的制度空间和资源投入激励高校因地制宜地自主运用资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有的高校将现有的精英学院与计划对接，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有的将历史上创办过的基地班、实验班梳理整合，如清华大学“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还有的没有设立特定的精英学院或者实验班，而是在全校建设更加开放的平台促使学生自己冒尖，比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长期跟踪研究拔尖计划的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发现，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法上各有千秋，如采取小规模、高师生比、择优选才、资源优待、配备导师等方式，或推行特殊的培养方案、更具挑战性的教学内容、更多海外或前沿学术体验、更多保研机会等。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届学生毕业，目前拔尖计划共培养出4500名毕业生，支持本科生总数累计达8700名。前5届毕业生中，97%继续攻读研究生，67%进入了排名前100的国际知名大学深造，10%进入了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深造，初步实现了成才率、成大才率高的阶段性目标。
高水平师资参与本科人才培养
如何评价拔尖计划效果？是看学生论文、获奖数量或深造比例吗？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院长裴坚认为，拔尖计划的效果评价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是从未来的角度来评价。学生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短视地只看这10年学生发了多少文章，而是要看20年后，这拨学生是不是能为国家解决实际需求的人才。”裴坚说。
“还有一个更加直观、实际的效果，就是在拔尖计划执行过程中，有多少高水平的教授、院士、杰青真正参与到了本科人才培养中。这正是很多高校在评估拔尖计划效果时忽视的。”裴坚认为，让更多高校教师参与到本科生的培养中，让更多本科生与高水平导师面对面，学习如何治学、做研究，这也是计划成功的一个表现。
导师制是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共识。在拔尖计划推行过程中，一大批热爱教育、造诣深厚的国内外学术大师投入到了本科生培养中。
2014年，中国科学院大学首届本科生入学，院士席南华开始亲自为他们讲授基础课程线性代数。国科大对本科生实行全程导师制，包括席南华在内的两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成为学业导师，每人指导不超过10名本科生，并担任资深班主任。
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聚集了清华工科十几个院系的教师。“我们志同道合，没有行政力量的约束。”钱学森力学班首席教授郑泉水说，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能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而且和优秀学生在一起能解决高难度问题，教学相长。
“以前一线教师有多少时间真正考虑拔尖人才培养？我感觉不是很多。但现在一线教师真正投入到拔尖人才培养的思考中去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继介绍，目前复旦大学正考虑设立拔尖计划导师工作室，在为学生提供良好培养条件的同时，增强教师的荣誉感。
挖掘具有巨大创新潜质的苗子
“‘钱学森之问’看上去是人才培养问题，实际上却是选拔问题。拔尖计划要实现国家赋予的使命，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高中生中挖掘出具有巨大创新潜质的人才，而不能只靠培养。”郑泉水说，在长期观察中他和同事们发现，如果从钱学森力学班学生4年的实际成长情况以及他们毕业时能够获得的进一步深造的优质资源角度看，虽然每届学生平均水平较高，其中也有特别优秀的，但总有一定比例的学生不能达到期望的标准。
“选学生是拔尖计划最难的一点，也是最困惑我的一点。”裴坚说，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采取开放式选拔方式，一边选拔一边培养，即所有学生都属于拔尖计划，从大一开始慢慢筛选、淘汰、逐渐退出，能否最终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完全取决于学生的自我期许和学术追求。除北京大学外，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也采取弱选拔、高开放度的方式让人才自己冒尖。
郑泉水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试验多维测评方式招生，通过面向有志于报考清华的高中生举办了3届钱学森创新挑战营，从内生动力、开放性、坚毅力、智慧和领导力5个维度考查学生。目前，2013级学生已完成了4年本科培养周期，郑泉水发现这个班各方面都明显优于完全按照高考系统和竞赛系统录取的学生。为此他建议，在拔尖计划试验高校进行小范围多维测评招生，并把多维测评招生作为该计划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
强化使命驱动而不是任务驱动
总结拔尖计划实施近10年的经验，许多一线教师及管理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使命感。
“我们怎么改变学生在学校、社会上受到的功利影响，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认为，把一个本科生培养成一名出色学者的过程是漫长的，中间的许多曲折和艰难需要学生用抱负和气魄去克服。“不要想到的总是工资多少、就业情况怎么样，关键要看能不能成为所在专业顶尖的学者，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
“一定是使命驱动，而不是任务驱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强化使命驱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应对人类未来重大挑战、探索科学重大问题、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被写在了拔尖计划下一步的改革举措中。
“如何从培养机制上鼓励更多学生在基础学科领域探索未知的乐趣？如何进一步探索提升拔尖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如何面向现行高考和基础教育改革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如何使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对更多学科和环节的人才培养产生影响？”这是教育部去年底到北京大学调研拔尖计划相关工作时，裴坚提出的思考。这些思考也正是教育部和各高校在下一个10年中要解决的问题。
“拔尖计划是一个仰望星空的计划，它瞄准的是20年、30年，甚至更远。我希望它的作用可以用‘伟大’两个字形容。”吴岩说，“如果上万人里面，能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改变中国、影响世界，那这个计划就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