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全球各国把握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高度重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加快推进各类高端产业功能区建设，以求在新一轮发展竞争中占据竞争优势。高端产业的发展、高端功能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区域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有不同的选择性。
对此，国内在发展高端产业功能区时不可不察。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宋丽思在对路径依赖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撰文探讨了高端产业功能区形成路径与机制，本版今日摘编刊发，以期为我国建设高端产业功能区提供借鉴。
A、形成机制的路径依赖与理论基础
高端产业功能区的内涵界定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高端产业还缺乏统一的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分类标准。“高端产业”这一提法最早是各类专家学者研究产业发展中，提出的一种产业分类；后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北京市在“十一五”期间建立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在实践中，各地政府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的高端产业界定，例如，北京市将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界定为高端产业，重庆市将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界定为高端产业。
综合来看，高端产业的概念应该从行业和产业链环节两个角度来界定，应该是指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低耗高产出、高辐射性、高带动性等特点，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上游、高端环节，对产业自身发展或关联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带动能力和控制力的行业。由于高端产业对人才、资金、交通区位等资源禀赋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往往具有集群发展的倾向，加上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划引导，一般会形成以高端产业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端产业聚集区或功能区。
高端产业功能区形成模式
首先来看看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生物学家古尔德（Gould）提出并用于解释生物的演进路径。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大卫（PaulA.David）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大卫认为经济变迁的一个路径依赖序列的最终结果会被很久以前的事件影响，技术的选择通常不是最优选择的结果。阿瑟（Arthur）进一步发展了路径依赖，认为被采用的现代复杂的技术显示了报酬递增的特性，这种技术被越多的采用越是会获得更多的经验，最终导致这种技术取得更多的进步，而随机的小事件使得多种相竞争的具有报酬递增特性的技术获得了最初的优势。路径依赖把一种技术支配地位的取得解释为一个历史进程，现在的结果是由过去的历史发展而来的，某种特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最初被选择仅仅是因为偶然事件的作用，而特定的路径被选择后便由于报酬递增机制而自我发展，在打破它的偶然事件发生时消亡。
为了弥补路径依赖忽视行为者能动性的缺陷，GarudandKarnoe提出了路径创造概念，路径创造并不认为偶然事件是技术路径发展的主要解释，而相信企业家战略性的、蓄意的、有意识的行为更重要。路径创造理论同样认为路径是一个历史性的嵌入过程，但相比路径依赖理论，它并不强调偶然事件的作用，更强调人的能动性。MeyerandSchubert则将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整合为一个对路径过程的一般理解，他们不但接受路径依赖的主要理论，而且也接受路径创造的相关概念，并且提出了路径构造这一概念。路径构造理论认为有些路径的建立可以被看成是路径依赖，有些则是路径创造，而更多的是兼具二者的特点。换言之，路径依赖是完全的无计划突现，路径创造是蓄意的战略控制过程。路径构造理论将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综合起来，为考察路径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
不同高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由于高端产业本身发展需要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不同，会对历史和文化形成不同的需求，因此，对历史和文化条件要求较高的产业如果形成空间上的聚集，相应地会对历史和文化条件产生极强的路径依赖。同时，高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还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政策引导、制度安排、城市规划等人为因素影响有关。无论是由偶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产生的产业功能区发展路径，一旦区域专业化发展路径形成后，路径就被锁定（lock-in），由于累积因果效应，这种格局会不断发展下去，形成产业集聚，并形成很强的路径依赖。对于形成的路径锁定，组织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如制度安排、政策引导等，进行路径解锁（lock-out），从而创造出新的产业功能区发展路径。
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克服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只有不断地突破路径依赖、形成各种有效的路径创造机制，才能最终促进形成区域创新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区域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已经无效率的路径依赖，并营造新的集聚因子，进行制度创新、法律健全、政府规划、政策引导等方面的措施，创造新的有效率的路径依赖，从而形成高端产业功能区新的发展路径。从产业功能区形成机制来看，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不同类型的高端产业功能区本身由于区位、历史文化、行业类型等的不同，功能区发展中必须遵循行业发展规律，探索适宜的行业集聚路径与模式；二是功能区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必须注重主导产业关联性的发挥，通过探索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带动路径与模式，实现功能区整体快速发展；三是功能区的形成与发展，必须高度注重对原有路径因素的分析，对新出现的扰动因素的把握，研究和分析功能区内部相关主体自组织演化规律，提升功能区整体的聚合能力与发展后劲。
B、国外典型高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机制
自发形成机制
自发形成机制是一种需求创造模式，主要源于城市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和空间布局的自发调整，属于产业需求发展导致的高端产业聚集，即指高端产业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新的产业需求，从而导致产业机构和市场的相应扩张，政策和法规也随之发生变化，自发形成机制的典型代表是伦敦金融城。
目前伦敦金融城汇聚了100多个本国银行，550多家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金融产业集聚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充裕的高级人才储备、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等。其中，伦敦在金融领域优势地位的历史积累和伦敦金融业的高度开放和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伦敦金融业从17世纪萌芽，凭借当时英国繁荣的海外贸易以及产业革命的影响，经济实力极度增强，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国家。这个时期，伦敦的资产阶级抓住机会开发了银行、保险、外汇、黄金等业务，使得金融业在伦敦迅速发展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膨胀，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末的金融改革准确地抓住了这一趋势，扩大了金融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了金融监管能力，使得伦敦成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产业集聚区。2000年6月，英国的金融基本法正式发布，成立了金融监管局，同意了监管标准，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了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适应了金融混业经营的需要，为伦敦金融集群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监管保证。
从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历程来看，高端产业功能区的自发形成模式是一种市场创造模式，其前提是区域经济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成熟稳定的交易条件和信息，使企业最终在该地域内稳定下来。自发形成机制下，功能区自身的传统区位优势、文化底蕴、历史积累等是功能区发展的重要依赖因素，也是初始路径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所在。
政府主导机制
政府主导机制是一种供给引导型的产业集聚模式，这种模式大多发生在二战后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相对于英美而言仍处于赶超上升阶段，产业体系本身尚不完备，不具备依靠循序渐进式的经济发展来完善产业体系的时间和空间，唯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加快产业的升级，政府主导机制的典型代表是新加坡金融业。
1968年10月，新加坡政府抓住了美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而石油寡头在亚洲投资对美元需求大增的机遇，准许美洲银行新加坡分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业务，即亚洲美元记账单位业务，并在此基础上以优惠政策创建了新加坡亚洲美元市场。为尽早实现金融资源的集聚，新加坡政府向外资机构发放大量的许可证，并对其提供优惠税率。在对美洲银行的业务范围放宽的两年内，先后批准了花旗、渣打、汇丰等16家外资银行经营境外货币业务。只用了20年时间，新加坡就聚集了140家商业银行，其中拥有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34家、持有限制性业务执照的银行14家、持有离岸业务的银行92家，海外银行分支机构57家，实现了金融市场规模在小范围内的充分扩大，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总体而言，新加坡金融业聚集的过程可谓是一个“筑巢引凤”的过程，即通过政府规划引导来建立新加坡亚洲美元市场，搭建离岸金融体系的框架，通过不断完善自身金融管理体系，吸引国外金融机构集聚，再通过金融产业的上下游联系，加深了离岸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和规模。在政府主导机制下，规划引导、政策吸引、要素和人才集聚、重大事件等是功能区发展的主导因素，充分把握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利用政府的强势介入，确立功能区新的发展路径，在区域竞争中占据先进是政府主导机制的关键所在。
历史积累与产业政策混合模式
历史积累与产业政策的混合模式是指高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是历史积累形成和产业政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东京出版印刷业的空间集聚。
东京出版印刷业的集聚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日本的出版中心自19世纪初就开始集中于东京，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先进出版大国。目前，东京的出版印刷业主要集中在都心和副都心，70%以上的报业集中在都心的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出版业集中在千代田区、新宿区和文京区，印刷业集中在中央区、新宿区和文京区，制版业、制本业、印刷物加工区以及印刷关联服务业区主要集中在新宿区和文京区。都心的千代田区、新宿区和文京区整体上占东京出版印刷业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
现代东京出版印刷业的集聚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突出强调集约用地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城市规划上，就是加强市政设施建设、提高绿化覆盖率，重点加快发展金融、出版印刷等都市型工业。1990年，都心三区的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分别占23.6%和2.1%，即工业用地只有88公顷，为此东京市政当局不得不严格规定禁止在都心三区内建设占地500平方米以上的工厂。因此，都心三区的产业选择只能限制在金融、贸易、出版印刷等占地少、能耗低、运输量小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准入政策，对金融、出版印刷等产业要素的进一步集聚发展产生积极推动。
从东京出版印刷业集群的形成可以看出，在发展初期，日本全球出版业领先地位、东京全国出版中心的历史地位等因素主导了区域发展路径的形成；后期发展中，产业准入和引导政策，对区域进一步聚集出版业资源、加速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C、国外形成机制的启示
从上述高端产业功能区形成机制的分析可见，市场机制、历史积累、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中介组织、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政府规划等都是影响高端产业功能区形成模式的重要因素。中国要发展好高端产业功能区，则需要把握好如下四个“关口”。
第一，在规划产业功能区时要高度注重路径依赖因素的分析。
功能区的形成与发展必须高度注重区域原有路径形成要素的挖掘，把握新的环境和趋势变化，充分利用功能区特色资源禀赋，对原有路径要素因势利导，进而建立新的发展路径。有的产业集群则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例如东京的出版印刷产业，这一产业并非只要有办公设施就能建立起来，还需要一定的人文环境、文化积淀和当地市场需求才能逐步发展并形成产业集群。事实上，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培育集群比培育新的产业集群的成功概率要高。
第二，集聚产业的选择要重视产业集聚倾向和内部关联度。
功能区的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产业和经济发展上，功能区产业的选择必须注重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和区域内产业关联度的建立，产业自身是否具有集聚倾向以及产业之间关联程度的大小也是影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产业集聚的优势主要体现为成本和需求，产业之所以能够集聚，或者是因为集聚会带来产业相对成本的降低，或者是因为集聚可以带来需求的上升。一般而言，关联度较高的产业比较容易形成集聚，也是功能区最终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第三，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是功能区形成的必要条件。
从功能区形成的路径要素来看，无论是自发形成还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各类主体、要素的集聚和市场化发展都是功能区发展的根本动力。自发形成的产业集聚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稳定的市场需求或者专业化市场的存在，从而保证企业自发地、主动地形成集聚。同样，相对开放的竞争环境、适度透明的法制监管是形成专业化市场或者稳定的市场需求的保证，同时也是吸引相关企业主动形成产业集聚的必要条件。
第四，在遵循产业集聚规律的同时，要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
功能区特色产业的集聚、经济的快速发展除了必须遵循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依托区域特有的区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之外，必须高度注重政府相关规划、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引导作用。无论是完全自发形成的产业集聚区，还是完全政府主导形成的产业集聚区，都是遵循产业集聚内在规律的产物。尤其是在目前，全国乃至全球都高度注重产业功能区发展的背景下，各个区域对产业资源、产业要素的争夺日趋激烈，区域自发性发展对产业要素的吸引力将渐趋弱化，政府的规划引导、财政补贴、政策支持等将会对产业集聚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者： 赵弘 宋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