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短短十多年间，中国制造已全球闻名。即便毁誉参半，但今天没人能怀疑它的影响力。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逆市向上。2010年制造业产值的全球份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正是这两年之间，“盛世”景象之下，中国制造内部开始经历脱胎换骨式的蜕变与再造。我们今天看到的“高端上不去、低端难保持”的困局，正是转型期必然的“乱象”和必经的磨练。
每到经济低迷、青黄不接时，身处市场前段的企业家们会乐于反躬自省。但这一次似乎与往常不同。
用海尔集团张瑞敏的话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获得了全世界公认的高速增长，但我们只不过是追赶型成功，追赶型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有路标的，有追赶对象的，有模式可借鉴的”，可如今，“最大的问题是，路标在哪里？我们将进入一个没有路标的时代”。
干制造业不是写小说，需要一些想象力，但主要功夫靠积累。而且，这必须是长期的、持之以恒的，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技术攻关和市场历练，才能积累下来有限的成功。一直以来，中国制造是“有先生的”，港货、日货、美国货、德国货，都曾是我们的“路标”。
“德国制造”的经验格外珍贵，可以用两个“专”字概括。
其一是“专业”。德国大企业屈指可数，能够支撑起这些“大家伙”竞争力的不是垄断资源，而是为大企业做配套的、遍布德国乡村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大多拥有独特的技术专利，并在一个细分产品上精益求精，无人能替代，被誉为“隐形冠军”。比如，专做门锁、铰链和玻璃幕墙的多尔曼公司，年销售额7亿欧元，工厂开到了上海和迪拜，其专利权数量在德国能排在50强。据统计，类似的“小巨人”公司在德国有1300多家。
当然，著名的宝马公司和专营汽车零部件的博世集团，在技术创新方面也相当令人叹服。据估算，这两家企业占全球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三分之二。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构成了德国制造的脊梁和筋骨。
工业化是个系统工程，优良的品质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集合起来的。只要有一个环节有瑕疵或纰漏，就无法实现精益制造。相比“德国制造”的专业化程度，一度以分工精细而著称的“温州制造”就显得相当落伍了。
差别其实不大，专业化分工之后，能否致力于研发，实现独有的技术创新并获得专利权，是衡量一家企业制造能力强与弱的关键。迄今为止，“中国制造”在这方面确实没太多可称道之处。
其二是“专注”。德国人执着于制造业，甚至表现得有点儿偏执。 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曾通过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以此将劣质德国货与优质英国货加以区分。当时的德国货以廉价、仿造著称，英国人对“德国制造”的评价是“厚颜无耻”。
但是125年之后，当欧洲诸国深陷金融危机时，德国经济依然强劲。据说，当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问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回答说：“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布莱尔先生。”
德国人对制造业有种超乎寻常的定力。金融危机之前，当很多国家都把目标锁定在挣钱快、利润高的房地产、第三产业，以及“钱生钱”的金融业时，只有德国，还在老实巴交地提升制造业的品质。
最终，当泡沫破灭时，人们发现真正的赢家是老实人。“德国制造”能做出你做不出的东西，能做好你做不好的东西。所以，你必须为“德国制造”支付高价。有人称之为“进入壁垒”，因为有这个高技术含量的“壁垒”，德国人保住了利润，端稳了饭碗。
上述两“专”，是根本性的差别。“中国制造”朝不保夕的担忧，就在于自己产品的可复制、可替代，不具备“德国制造”那种以专业和专注为基础的难以超越的独特性。
由此来看，劳动力便宜怎么能是优势呢？这顶多算是打工仔的优势。只要稍有志向，我们就应有更高的追求。
当然，技术升级、向上攀升是要付出代价的。“德国制造”在内部淘汰了没有竞争能力的公司和产品。据称，德国制造业工人的数量从1990年占职工总数的40%，下降到了今天的20%。这些极端重视技术的工厂，“需要的不是一大群低技能的壮劳力，而是那些紧俏的、具有高技能的技工、工程师和专家”。
与“德国制造”这个“路标”相比，中国制造恐怕至少还需10~20年的技术沉淀和学习过程。这是工业化生产的一般规律，中间还不能发生中断，更不能旁顾其他“生财之道”，乃至误入像今天房地产泡沫这样的迷途，方才可能有所成就。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大势看，还须用更宽阔的视野为中国制造寻找“路标”。毕竟，德国国土面积不到36万平方公里，人口8100万。
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对中国制造有个经典概括：“目前，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
这个观点，按照军事评论家宋晓军的通俗表述就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在于他是全能选手，而其他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多多少少都有点儿不全面。”
这决定了中国这名选手要参加的是“全能比赛”，所要完成的技术动作“难度系数”最高。除了“血拼科研”，更要在国内和国外，构建上下游完善的产业链，才能为中国制造创造足够大的腾挪和发展空间。
把接近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入工业社会，这是个巨大的挑战。而这一征程一旦开启，中国制造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其影响所及，当然不仅只有中国。
林毅夫先生的预言是可以期待的。中国经济一旦成为“引领之龙”，就会像火种一样，点亮全球新型工业化的火炬——它应该照射到地球上一些未发达、欠发达地区和人民身上。
在艰难时刻，中国制造一直在为自己寻找“路标”。但是要记住，中国制造真正的“大目标”，应该是让自己成为未来工业社会的“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