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每天都面临新的经济挑战。最近一段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传统出口市场——西方国家——需求的萎缩以及来自西方投资者的时断时续的大规模资本流动，这些都在整个亚洲创造了新动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跟上这些形势是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此外，亚洲也面临着才智方面的挑战。在亚洲许多经济体，曾经效果显著的传统的投资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政策正迅速失去推动力。与此同时，对西方国家金融危机起因的普遍看法（虽然不一定总是准确）也让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了大家的信任。许多亚洲人开始重新思考关于是什么刺激了之前发展的分析以及如何实现更大的繁荣。对于亚洲人而言，谨记其近期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点非常重要。他们必须要意识到，该地区真正成功的核心原因是经济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中国最大的发展发生于政府放开国内贸易并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之时，日本及其他“亚洲四小龙”成员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实行低价格管制、发放补贴、建设基础设施并且向国际竞争对手开放市场。与此同时，得益于其自由的经济，按人均计算香港与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富裕的一批经济体。

尽管如此，未完成的事业还有不少，因为整个亚洲的经济自由度仍然有限。如今对三个领域进行有关经济自由的反思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个领域是金融市场。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方面有待提高。这阻碍了他们从依赖于动用最大财力和人力投入的“追赶式”模式转型为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若要建立一个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必须解除利率控制，向新的进入者（包括国外的投资者）开放银行体系，开放债券和股票市场以扩大资本金基础，最终解除资本控制。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自由化已经声名扫地，不过亚洲人不应向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那样错误地判断这一问题。深层次的问题不是监管太少，而是政府在市场干预得太多，比如实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被认为“大而不倒”的银行发放大量补贴以及在美国鼓励民众过多抵押贷款。

此外，亚洲的贸易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也需要进行审视。早前几轮自由化举措，不论是亚洲的还是全球范围的，对该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刺激作用要比干预性的工业政策有效得多。不过，近期出口放缓表明依赖于对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求发展存在局限。

现在，亚洲的领导人需开放双边贸易和海外投资来建立更为成熟的制造业供应链、新的服务供应链以及促进国内消费。关税壁垒仍是一个问题，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大多存在于国内对产权、合同、执照手续等方面的复杂规定，这些都使亚洲的投资环境受到抑制。

亚洲的经济制度比较薄弱，这使得企业的营业成本较高。公共管理薄弱和产权制度执行不力抑制了创业精神、创新和消费，这也导致区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距欧洲及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北美的开放程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最后，亚洲也需在能源政策领域实行经济自由原则。日益发展的亚洲的能源消耗量在未来20年预计将翻番，这意味着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很多。此外，亚洲也可利用水力压裂技术从页岩气获得巨大利益。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能源政策更稳定、更安全且更划算并维持和平的国际关系，能源市场应有更大的自由度。

由于政府干预减少和市场放开，自由与繁荣得以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兴盛。国内的自由市场与国外的自由贸易才是一个新的亚洲世纪的重要因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