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俞红鹰时，记者在两个方面颇感意外。首先，他是只身一人与一家公司谈合作业务的，并没有多数企业领导身边簇拥着的下属。其次是他相当谦和，思维缜密、侃侃而谈，完全没有老总架子。
据他的一位下属说，俞红鹰就如同一位演说家般善于交谈。这显然是受了他科研人员和商人双重身份的影响。
俞红鹰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被分配至第六机械工业部进行小型风力发电机的科研工作。1982 年，由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国家科委将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制列为国家“六五”（1981 年至1985 年）科技攻关项目，分别交由第六机械工业部和航空部来完成。其中，航空部主要负责做面向海岛的南方型风力发电机组。该型机组由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负责研制，时任该所总师办公室副总师的孙如林任总设计师。（具体内容参考本刊2012 年第7 期《孙如林：从旋翼到风轮》一文）
而第六机械工业部主要负责针对牧区需求的北方型风力发电机组。该型机组由俞红鹰所在的441 厂负责发电机设计，而太原884 厂负责整机设计。
“我主要负责永磁发电机方面的设计。这个项目于1985 年正式通过国家科技部鉴定，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对该型号机组进行了投产，到1992 年我离开的时候，该型号的发电机共生产了3 万多台，主要销往内蒙古、新疆等地。”俞红鹰回忆。
在该小型风力发电机项目通过鉴定后，俞红鹰担任了一系列的职务。为1987 年我国制定风力发电机组的国家标准做准备，1986 年我国成立了全国风力机械标准化专业委员会，俞红鹰担任了该专委会的委员。1990 年我国又成立了全国风力机械行业协会，俞红鹰任第一届理事。
可以说，在第六机械工业部的10 年，俞红鹰对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发电技术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些早期的科研成果，则使俞红鹰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为风电行业中的一位专家。俞红鹰的名字，开始被业内人士所熟知。
1992 年，俞红鹰被借调到广东，参与广东省风电发展规划课题。该项目课题组与广东省气象局合作，使用广东省财政的专项基金，对广东省风力发电发展前景进行摸底调研。
“该课题被国家发改委高度关注，鉴定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国家发改委、外经贸委、科技部、电力部都派人参加。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由于我国此前并没有做过有关风能资源的普查工作，这次摸底调研，使广东成为我国第一个做风能资源普查的省份，而此项工作则成为我国第一次对风能资源进行系统的探索工作。由于课题完成效果较好，在1995 年乌鲁木齐举行的全国风电会议上，有专家提出希望各省都做风能资源普查。此后，电力部开始下文，要求各地全面铺开风能资源普查工作。
“广东带了个头，但是各省真正把风能普查作为一个事业来做，应该是2001 年特许权招标以后的事了。”俞红鹰说。
正因如此，1997 年国家发改委开始倡导大型风电设备国产化，并成立领导小组，俞红鹰也被纳入为专家组成员。
此后，国家发改委为广东赢来一项1000万马克的德国政府贷款项目。而这些钱由哪个单位来使用、做什么，成了讨论的焦点。相关部门最终决定，以广东省电力公司为主，组建广东省风电公司。而相关组建工作，主要由俞红鹰负责。
“广东风电发展规划课题组最了解这项资金的来龙去脉，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做，就让我来负责筹备，进行一些培训和讲解。”俞红鹰回忆。
最终，广东省风电公司决定在粤东惠来建设一个风电场项目，利用德国政府贷款的1000万马克，购买了22 台600 千瓦的Nordex 风电机组。该项目于1999 年正式投产运营，目前状态良好。
1998 年，国华能源开始进入风电开发领域，广东省风电公司受国家发改委推荐与其进行风电场建设合作，在广东省汕尾选择了一处风资源较好的区域进行风电场开发。俞红鹰被任命为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兼项目现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该项目由丹麦政府提供贷款，使用了25 台660 千瓦的Vestas 风电机组， 于2000 年建成，2001 年正式投产。
可以说，从借调广东到2001 年的这段时间里，俞红鹰的工作轨迹几乎已从小型风电机组脱离，进入了大型风电开发的“大战场”。由于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又了解广东省风能资源状况，并拥有不可多得的风电场开发经验，俞红鹰对风电的理解，也逐渐从技术转向产业，从微观转向宏观。
“干完这两个项目我就出来了。”俞红鹰的这句话显得并不轻松，因为当年的他正站在事业与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2000 年国务院开始推行公务员改制，就此开始剥离政府直属企业。广东省的改制力度很大，与产业挂钩的厅局，如省机械厅、电子厅、轻纺厅、冶金厅等全部取消，而省发改委、经贸委、科技厅、环保局等厅局的下属企业，全部并至广业资产管理公司。这次改制中，广东省涉及230 多亿元的资产，5 万多人的分流。
广东省为这些人员提供了两条改制、分流方案，第一是可以提前退休，涨3 级工资。第二是离职下海，保持现有待遇3 年不变。
俞红鹰正是这5 万多人中的一员。
当时的俞红鹰正就职于广东省发改委下属企业的风电投资部，并兼任着广东省风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按照该公司的改制规划，其经营范围即将转为国际贸易，而俞红鹰所在的职位，很可能将脱离风电行业。
俞红鹰非常不愿离开风电行业，何况年仅40 多岁，选择退休似乎早了点。
“我还是想搞风电。如果按照改制政策，不退休就可以保持待遇3 年不变，当时我也是有配车的，可以带走。甚至包括手机话费、省发改委发东西等等一切待遇都还有。于是我决定成立一家与风电有关的公司。”俞红鹰说。
由于做风电较早，可选的经营范围太多，俞红鹰最初并没想好这家公司应该具体做什么。在与朋友们交流后，俞红鹰决定成立一家顾问公司，为有意投资风电的企业提供咨询等服务。
“为什么叫红鹰， 就是因为这一点。一帮朋友出了150 万，算作50% 的股份，我占50% 的股份，条件就是这个公司得用我的名字。
我当时也是反对，因为显得很傻，现代社会哪有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公司的。”俞红鹰笑着说，“但是他们也很诚恳，说既然我们出了钱，你啥也不出，这个公司做两年不行了，那么我们就打了水漂。你用了红鹰公司的名字，总不能让俞红鹰破产。用你的名字不是别的意思，代表着一种责任。他们这样说我就无话可说了，所以红鹰公司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使用名字创建公司的点子，在俞红鹰现在看来，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当年某公司意图进入风电行业，首先去乌鲁木齐拜访了新疆风能公司，当谈到是否在新疆合作时，这家电力企业提出还是希望在广东沿海投资风电项目，于是，俞红鹰被介绍给了该公司。而当这家公司到内蒙古调研，一提出在广东搞风电，对方也直接介绍他们去找俞红鹰。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后，这家公司到了北京，向国家发改委、水规院的专家请教在广东建设风电场的问题时，这些专家再次提到俞红鹰。
由于得到不少专家的推荐，并在交流中对俞红鹰的专业知识相当认可，红鹰公司因此获得了该公司的风电咨询合同。而获得这家公司的合同并非个案，例如深圳能源、国华电力、中电投等一些公司，在广东做项目初期的咨询、调研工作时，都是以此种方式被介绍给俞红鹰的。
“成立之初的确不错，作为风电的投资顾问，我们给不少公司做了咨询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在广东投资风电项目的公司。这些初入风电的公司对项目不熟，我们要为他们进行介绍。另外要出前期调研报告，在他们的董事会通过并决定进入风电行业后，做风电场选址、项目申报等工作。”俞红鹰笑着说，“应该可以说，在2005 年以前，很多搞风电的领导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现在已经脱离了大风电，一些人就不太熟悉了。”
虽然红鹰公司的咨询业务做得有声有色，但俞红鹰却因为两件事的触动，决意将红鹰公司的主业由咨询业转变为制造业。
第一件事是“送电到乡”项目。这个曾被叫做“光明工程”的项目，是由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新能源处组织实施的，作为技术方案的起草人，俞红鹰于1997 年写成了第一稿方案，该方案的发电端以小型风电机组为主。
2000 年，该工程进入了前期调研和技术方案最后制定阶段，否定了使用风力发电机组，决定采用太阳能发电。
虽然俞红鹰仍坚持着自己的见解，但一些专家在会议上直接指出：“红鹰你自己说，你敢用谁家的小型风电机组？坚持用风电可能吗？维护量得有多大？”
在被彻底否定的方案面前，俞红鹰很受触动。他当即在会上开玩笑地说：“当今世界，做出最好的小风机舍我其谁。”
此后，俞红鹰进行了一次相关的的产业调查。据他回忆，2000 年全国小型风力发电机的工业产值仅2000 余万元，还不及现在的一个厂的产值。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没了。这个行业没了的核心是什么，品质太差，不可靠，没人敢用，所以就提出做最可靠的小型风电机组。”俞红鹰说。
第二件事是1998 年俞红鹰在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做访问学者期间，对美国的小型风力发电机组进行了深入了解，并深知未来风力发电机的平民化发展方向，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在2001 年秋季广交会上，美国一家贸易公司的总裁，经美国专家介绍找到了俞红鹰，并与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个风力发电机，带着三个叶片，为什么全世界都做不好？”这位总裁问俞红鹰。
俞红鹰向这位总裁解释了设计、生产小型风电机组的难处。
“那么，你能不能做好它？”总裁问。
“我当然能做好。”俞红鹰肯定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做？”
“做好容易但成本太高，卖的会很贵，卖不出去。”
“我要啊！只要是好东西，贵不是问题。一年能要你1000 万美金的产品，没问题吧？”这位总裁诚恳地说。
据俞红鹰回忆，这家美国公司主要负责在中国大量采购产品，运往美国销售。该公司已经对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市场情况进行了3 年的调研，发现全世界都没有能靠得住的产品。
“这两个出发点促使我从2001 年开始做这件事。当时主要还是做咨询，但分出了一部分力量搞研发。”俞红鹰说。
“但真的没想到这么难。”俞红鹰对记者说，“这一研发过程耗了3 年多的时间。”
据有关专家介绍，小型风力发电机组所需要面对的环境，甚至比大型风力发电机组还恶劣。大型风电机组装在60 米高空，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风区。而小型风电机组装在10 米至20 米的高度，由于障碍物影响，处于风的紊流区。这成为了小型风电机组设计、运行的第一个难点。其次，大型风电机组控制手段强，可以使用成本更高、体积更大的装置实行诸如变桨距等调节，因此设计空间更大。另外，小型风电机组不依赖电网，而是独立电源，是一个集成系统，可靠性还取决于储能、控制能力。其中控制的难度显得更高。由于能量密度大，风小的时候发不出电，风大的时候却要保护机组。
“空气密度是不能调节的，风速是不能调节的，你能调节的只是一个面积和效率。小型风电机组由于调效率的成本太高，所以一直改面积。但是提高面积后，震动就不好控制，稳定性很差。这是风力发电机组沿用了20 多年的技术路线。我做了大量调研发现，折尾、侧偏保护这方面的故障率是最高的，也是机组不可靠的根源所在。”俞红鹰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俞红鹰另辟蹊径，采取了一般设计者不愿采用的技术路线——放弃增加面积，选择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有两条路可走。首先是变桨距，但成本太高。其次是使用柔性叶片，使其在大风下变形，形成失速。这等于要从叶片的制作工艺和材料上进行突破。因为在失速之下叶片会产生高频振动，消化这个振动就需要使用柔性叶片，而柔性叶片需要模具一次成型制造工艺才能制造出理想水平。
“这应该是红鹰公司的一大贡献，是产业和技术的双突破。”俞红鹰说，“当时有两条技术路线，一个是走低价，做很便宜的风力发电机，农牧民用得起。第二个是走高端，不惜一切代价做最好的东西。我走的就是第二条。”
由于将可靠性作为重点攻克目标，俞红鹰的小型风电机组直到2004 年才宣告定型，并于当年3 月出口日本。在此期间，俞红鹰经历了事业的最低谷。
“虽然样品成功了，但是钱也没了。”俞红鹰坦言。
在试制产品的3 年多时间中，红鹰公司的盈利能力逐步下降，不但亏光了创业时的150万，新研制出来的产品因为缺乏验证，也面临无法很快得到认可的尴尬。投资人的坚持显得相当不易，公司几乎到达了破产的边缘。俞红鹰冒着巨大的风险，做出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股权转债权。
在多数人会选择公司破产逃避债务时，俞红鹰决定将其他股东的股份，转为自己的债务。
可以说，他将红鹰公司整个扛了起来。
“实际上市场到底怎么样，自己也不清楚。现在看起来红火，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把握。”俞红鹰说，“当时负债180 万。压力虽然大，但我绝不能对不起朋友，别人是因为看好我才投资的，不能说没就没了。我愿意担当起来，给我一些时间，相信自己还是有能力还债的。”在苦心经营了一段时间后，俞红鹰得到了他谓之“救命钱”的项目支持。
2004 年底，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认可了俞红鹰的“高可靠性风力发电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也就是他苦心研制的小型风电机组技术，给予了60 万元的支持经费。之后广东省配套创新基金也给了他60 万元的科研经费。
“从那时起，到2008 年都属于还债期。真正缓过来是2009 年的事了。”俞红鹰说。
此后，俞红鹰的红鹰公司开始稳步发展，并顺利推出总发电效率更高的5 叶片产品，摆脱了被市场恶意仿造的不良处境。俞红鹰采取了先外后内的销售策略，通过产品性能竞争，逐步占领了法国等欧美市场，并很快发展为年产值超亿元的风电机组制造企业。
小型风电机组的科研工作，对于曾经的俞红鹰来说是如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般的纠结。无论在此过程当中，他曾在经济上败得多么一干二净，但因为心中牢牢地持重小型风电机组技术，并一门心思地加以发扬光大、开拓创新，俞红鹰的如今更被反衬得功成名就，光彩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