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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改路线图揭幕
金融崛起,是制造业大国的新梦。以制造崛起于世界的中国,在饱受金融落后之苦后,决定奋起直追。
其实从规模上看,中国已经是金融大国。中国的储蓄率全球最高,中国资本市场市值、银行资产规模已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中国有对金融产品需求最旺盛的市场。
这远远不够,中国这位制造巨人还要努力加入金融家们的聚会。
9月11日,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经济体制改革当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金融改革。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抓住重点和难点或者说是关键问题,将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会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利于促进全面改革的深化。”
与此同时,李克强亦指出改革进程要与中国经济的实力、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和监管能力相匹配。
会场内一位多年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学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金融改革第一次被放在了“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位置。他还推测此次李克强讲话的目的在于利用开放的平台,向国际社会明确改革的坚定态度。
而在开幕式前一天,在很多与会代表和媒体尚未到达会场时,李克强就已经与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代表进行了交流。李克强表示:“我们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首先我们将继续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这只是利率市场化进程当中的一步,还会继续往前走。”
在资本市场方面,李克强还指出,中国还将推进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因为中国整体来讲间接融资比重较高,融资的渠道还不够丰富。“前不久中国推出了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措施,这也会继续推进。”李克强表示。
在金融开放方面,“中国还会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比如,我们正在推进村镇银行的试点。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李克强表示。
最后李克强强调,在金融改革的时候,必须同步推进金融监管。以上四点,被外界解读为中国金融改革路线图,这些内容刺激了国内外关注中国发展的人的最敏感的神经。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和会中,李克强两次重点阐释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路线图’,并特别强调了金融改革的决心。决策层在一次活动上就同一问题多次进行阐释的情况并不多见,这是动真格的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渣打银行集团行政总裁冼博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十分重要,逐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是好事,没有过度刺激,而是专注于结构性变革,这无疑是十分明智的,会有助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但他亦担忧,金融改革会让金融行业的监管层面对不少新挑战。
金融家的竞争更激烈
对于众多奋斗在一线的金融企业来说,金融改革的信号更像是一个“集结号”,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沉湎于过去,而是为未来而战。朱宁亦表示,中国金融改革的未来取决于改革浪潮下,本土金融家们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是民生银行(600016.SH)行长洪崎的第一次夏季达沃斯之旅,他希望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多听听多看看,为未来寻找一些灵感。
洪崎对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和银行业将要面临的挑战有着清晰判断,他常说金融改革背景下,未来的竞争不是一个“勇”字就能解决的。他还认为,利率市场化是早晚的事,也许在2015年就可能会实现。
“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怎么能够在这个环境下打造出来,这是我们考虑最多的东西。”洪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想我们商业银行要做几手准备,第一要有自己差异化的客户定位,比如说现在民生银行定位小微、定位到小区,要加强在支付结算、银行卡等中间业务方面的营收能力,使自己对负债业务、对资本的依存度比较低。”
“还有一个是内部的管理成本要降低,这样在价格竞争上有优势。当利率市场化以后,有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就可以被并购。”洪崎表示。
广发银行已经开始为金融改革之后的竞争做准备。“中国的商业银行同质化严重,而迫于经营上的压力,可能会向高风险领域投资,银行要提高在金融创新方面的风险把控水平。” 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指出。
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600036.SH)前行长马蔚华则坦言觉得银行越干越头疼,“银行不要盯着过去30年挣钱,以后好日子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所以要考虑还有很多别的机会。比如,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利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
对此,朱宁认为:“中国金融企业从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获益的关键在于,能否培育出可以抗衡海外金融企业的,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机构。”
“有了路线图,还要迈开步。”这是达沃斯论坛最后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期盼。中国金融业的未来愿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我们愿意也希望更精彩。”
专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资本账户开放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必经之路
银行监管改革很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当下中国金融改革您最关注哪些方面?为什么?
朱民:金融改革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宏观金融政策即货币政策框架的改革,包括汇率的自由化、资本市场的开放、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利率的市场化;第二个是微观方面包括银行业资本市场、保险业改革和加强监管。目前,中国有影子银行和地方债的风险,深化银行监管改革很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您对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进程有何建议?
朱民:利率改革有两点特别重要,首先利率改革要形成利率形成机制。利率不是央行定的基准利率,短期利率是逐步由市场形成长期利率,长期利率形成合理预期,来引导企业个人等的行为,所以利率的形成机制很重要,没有这一机制是没有办法进行利率改革的。
另外,就是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是很难完成改革的。因为利率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过度竞争损害储蓄者的利益,所以必须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储户。
上海自贸区短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中国经济周刊》:上海自贸区试点对全国金融业改革有什么影响?
朱民: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对金融业管制的开放。包括对金融业务的开放,对股权结构的开放,对整个资本账户开放。这将会对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政府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很多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是有很大风险的,在这方面,中国历来采取很谨慎的态度,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个总体设计、基层实践、逐步推进、试验放开的过程,这是很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办法。
上海自由贸易区既然是一个试验区,就是一个试点建设,短时间不一定会对全国产生影响。考虑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中期和长期角度来说,这个试验区的意义是重大的,但不能希望它在短期内对中国金融改革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区域。
《中国经济周刊》: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对中国有何意义?
朱民: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必经之路。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开放资本账户把中国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联系起来是必然的。
在过去10年里,中国进口了8675亿美金的FDI,出口了2.7万亿美金的资本,这足以证明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国。所以资本账户开放不是一个资本流进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流出的问题。把资本的流进和流出通过市场的方式均衡,这是对中国整体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渐进的,所以中国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朝资本市场开放的方向走,但是要注意规避开放过程中本身的风险,也要关注在当今资本市场波动下特殊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近期美国暗示可能退出QE,这对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会产生什么影响?
朱民:美国退出QE会引发全球资本波动,这种全球资本波动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能低估外部经济波动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
根据IMF的研究,中国现在和过去受到外部经济影响历来很大,尤其以前,整个外部对于中国国内GDP波动增长的冲击大概在30%左右。危机以后数字高到70%。外部经济因素对国内GDP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不能够低估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内部宏观经济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不会重演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出现较大动荡,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存在很大风险吗?
朱民:虽然最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发生波动,但是新兴经济体在短期内并没有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结构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要好很多。政府债务、企业债务都很低,外汇储备、国外直接投资的净头寸都比那时要高很多,所以并不觉得有危机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危机,IMF已经扩大了自己的救助资金份额,同时建立双向信贷额度。如果某个国家出现短期的问题,IMF有足够的资金来帮助遇到短期困难的国家。
《中国经济周刊》: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朱民:新兴市场仍会继续推动全球增长,尽管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需要采取措施促进增长,不过新兴市场仍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