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作为组织，是整个社会的细胞，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只是“在商言商”，有一定局限性。企业家不仅要办好自己的企业，更要关注社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近期，关于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还是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话题引发舆论热议。围绕着企业家的身份、职责，以及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等话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
《中国科学报》：对于近期舆论热议的企业家是否应“在商言商”的话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蔡继明：我不是企业家，但是可以站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这一阶层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有些国家甚至宣称要以企业来立国。
实际上企业作为组织，是整个社会的细胞。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只是“在商言商”，有一定局限性。我认为企业家不仅要办好自己的企业，更要关注社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过了一两百年的历史，其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对成熟，在那样的社会里，企业家也许主要搞好自己的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照章纳税、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就够了。
然而，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社会问题较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关于我们的改革到底朝着哪个方向走，是向左、向右还是走中间道路，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应该发出他们的声音。从这方面讲，中国的企业家确实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我要补充一点，我们的社会制度正在形成中，由原来的完全否定私营经济和私有财产，逐渐地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最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不是已经完全到位了？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实中尚存在大量资金向境外转移，许多财富拥有者进行投资移民，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目前保护私有财产、发展非公经济的一些法律制度和政策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仍缺乏社会责任感。
要改变现行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企业经营者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即所谓“工商业界要自救”，为自己生存发展的环境去鼓与呼，这才是应有的积极态度。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政治影响力和社会话语权方面的地位如何？
蔡继明：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企业家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话语权有很大提高。《宪法》已经明确要保护私有财产。从政治上来说，民营企业家成为社会新阶层，或被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很多民营企业家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入了党，有的担任了政协的一些职务，有些还担任了省一级的政协领导；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民营企业家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些都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的表现，同时也表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和全国工商联多年的呼吁是分不开的。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力还很不够。主要原因是，很多企业家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考虑，还不能把自身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利益融合在一起。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将立场更多地转向社会公众，更多地关心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仅仅考虑企业自己的利益，通过钻社会制度、法律政策还不太完善的空子，跟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行贿谋得利益，这些现象也还比较严重。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通过上述途径去谋求企业的利益，要使社会制度更加完善、法律制度更加公平合理，从而使大家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才是一个企业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其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良好体现。
《中国科学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表现在哪里？
蔡继明：所谓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其实本身就包含在企业家的定义里面，包含了对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家如果能够更多地考虑到就业的社会需要，不因利润减少就大量解雇工人，这样做本身就是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企业家都能做到这些，就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
企业做慈善和公益要量力而行。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能力，而迫于社会上舆论的压力、政治上的压力、来自官方的压力，或者企业管理者自己沽名钓誉，力所不逮地做所谓的慈善和公益，反过来会影响企业自身发展，这是本末倒置。
然而，企业壮大、盈利了，企业家得到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是和社会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的。那么，企业管理者就有责任回报社会，其方式包括慈善、公益等等。也可以说，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未来中国企业家是否应更多地进行公共表达？
蔡继明：我赞成把企业家看成“公民企业家”。
企业家不能只讲发财致富，不能只是单纯地 “在商言商”。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主题，当前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制度的完善、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参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合力，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人的思想就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那必然导致一场灾难和动乱。
我们既不能往极左的方向走，也不能一味地向右走，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应提倡“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这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同时关注社会，政府有它的诉求，普通的公众以及企业的员工也有其诉求，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力量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老百姓往往要么是做顺民，在封建专制下希望有一个清官和一个开明的君主，要么面对压迫就去当暴民，即所谓的以暴易暴。
我们所需要的是，用一种和平的、参与的方式来提出我们的诉求，通过改革、改良来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现象。
从国家层面来讲，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公民包括企业家参与公共决策创造良好的条件。
我认为企业家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改革、推动社会的进步，态度要积极，方式要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