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参加了一位老友的生日聚会，遇到多位相熟的民营企业家，便寒暄了一番。原以为这些当年经过打拼，现在事业有成的创业者意气风发、志在千里，谁知都与我说起苦经。叹什么苦经呢？这些小老板个个资产都在数千万以上，住着豪华别墅，开着高档轿车，过着上等人的生活，然几乎个个都有一块心病，这就是子承父业的问题。
老丁创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当时贩鱼贩虾到成立水产实业有限公司，经过20年的打拼，现在已发展成与国际接轨的新型现代农业综合企业。作为杰出的新阶层，老丁头上的光环很夺目。但他并不幸福，因为养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老丁结婚晚，生子更晚，40岁时才老来得子，宠爱儿子自然是情理之中。
儿子花钱大手大脚倒也罢了，可却交友不慎染上了赌癖。俗话说，赌是无底洞，任你千万家财也经不住来去。这些年来，在儿子手上输掉的家产少说也有几百万。还发生了一回儿子输了钱被赌徒绑架的案件。老丁虽苦口婆心地教育但于事无补。只好派专人看管。转眼老丁六十好几了，到了该让儿子接班的时候了，可这个游手好闲赌迹斑斑的儿子接得了吗？谈到将来，老丁忧心如焚，说他能干到多大就多大，干不动了就把资产卖了，就让儿子坐吃山空吧。
蒋兄创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早年是搞大阳能热水器的，在太阳能热水器上赚了第一桶金后，他心思想大了，以上海一家船舶研究所为依托，招兵买马，搞起了船用密封装置产品设计和制造，到现在也进入了市骨干规模企业行列。为了能让儿子早日接班，蒋兄也让权给儿子，让儿子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可儿子在上海负责业务三年来，公关费花去百余万，却没有接到一张象样的订单，对此，儿子还振振有词，说放长线钓大鱼，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说到这里，蒋兄气不打一处来，说他去过儿子在上海的办事处，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员工们成天不是打牌就是上网聊天，晚上不是泡歌吧就是去打保龄球，这哪是公关，完全是在扯蛋。蒋兄想要撤掉上海办事处，可遭到儿子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他的这些哥们都是他的同学，当初是受他邀请才过来的，他不能在同学面前没面子，再说有些方面已下了本，一撤前功尽弃。蒋兄只好妥协，与儿子签订合同，工资按业务提成，否则只能拿保底工资，三年再没有起色，必撤无疑。蒋兄虽然才六十出头，但由于操劳过度，满头白发，精神疲惫。他已死了让儿子接班的心，只想物色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将来将资产委托给他经营。
大张是我的同学，九十年代末企业转制改型时抢得先机，以50万购得本身所负责的一家乡镇企业，企业人员也归他处理。大张学的企业管理，又在企业跌爬滚打多年，管理企业自然不在话下。经过10多年的潜心经营，企业不断泡大育强，现在进入了市规模企业纳税100强。为了子承父业，大张特意让儿子到英国留学深造。儿子学成归来后，大张立即安排儿子当常务副总。可没到一个月，父子间便闹崩了。
儿子带回的是英国绅士风度，要求下面的员工向他回报都用普通话，行为举止也要彬彬有礼。大张对儿子说，这不是公关部门，是生产经营企业，员工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满口地方方言，行为也散漫惯了，你要求他讲普通话，处处文质彬彬，不是为难他吗？事实上，儿子的这种教条引来众员工的不满和非议，有些老员工甚至提出了辞呈。可儿子不让步，说要让企业走向世界，一切就得按国外的先进模式来。本来，大张还做出了让步，看看儿子在实际管理上如何，可结果更糟，儿子全是凭书本理论来指导实际，这种英国式的理论教条用在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家族企业根本不管用。眼看人心涣散，经营受阻，大张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让儿子接班的念头，而是在外地与一家企业合股，让儿子去合股企业磨炼，以观后效。
还有几位民营企业家也是对子承父业忧心忡忡。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富二代”不能很好地变成“创二代”无可奈何。中国创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们，大多到了半百之年至花甲之年，有的甚至接近古稀之年，而他们的子女大部分集中在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衣食住行方面，“富二代”远远比同龄的孩子优越，锦衣玉食，享受最好的教育，有的从小就上贵族学校，长大了又到海外留学，能给予子女的，“富一代”都最大程度地给予了，没有人愿意让孩子吃苦。
最好的教育、最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一定能造就最好的人才。精神缺失正成为“富二代”的普遍现象，而且其中有不少人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们不懂得父辈创业的艰辛，更舍不得吃苦，只知道贪图享受，同时，生活条件一直优越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很少会遇到挫折，太顺利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少有面对失败时的坚强和勇敢面对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和质量正是一个企业领导者和决策者所需的必要素质，这或者是为什么家族企业传承难的主要原因。
“富二代”如何变成“创二代”虽是一字之差，却表达出家族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有数据显示，在小型企业中，家族企业已占到三成，因而关注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提高家族企业二代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将其培养成具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具备国际化现代管理素质的“创二代”，以顺利实现企业的传承和转型，不仅仅是“创一代”应思考的问题，也是社会应关注的问题。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王大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