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正在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本报记者 廉 丹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博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持续创新是亚洲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他预测，只要中国继续加大技术创新、释放产业升级潜力，中国在未来5至10年内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并不难。
记者：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美联储退出量宽的措施导致全球资本增长放缓，亚洲经济体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过去两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几乎全面放缓。这些国家曾经在全球流动性增加浪潮中获得了廉价融资。全球资本增长放缓后，一度被大量流动性所掩盖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暴露无遗。但是，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只是特定诱因，结构性缺陷才是新兴市场波动性的根源。因此，亚洲国家迫切需要以结构性改革来夯实发展的动力基础。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重要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经济走强带来的贸易提振作用，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货币增长放缓所导致的投资流量减少的影响。随着部分现金流从资本账户转移到经常账户，新兴市场出口商经常账户将得到改善。
记者：亚洲经济体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我认为，持续创新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其中，商业领域的大众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与纯粹的科学创新不同，商人不断创造、开发出新的产品是一种经济与商业上的创新，19世纪初期英美生产力腾飞正是源自商业创新的繁荣。
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要促进生产力和工资的上升，必须有强劲的本土创新。以中国为例，过去数十年，中国年均7%至9%的增长中有2%左右来自创新，而美国创新对生产力的年贡献率只有1%，中国的创新速度甚至超过美国。尽管如此，中国很多创新依然是基于外部技术转移，本土创新仍显不足，尚未出现类似美国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创新。
亚洲经济体需要为私营部门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土壤。中国可以大幅调整银行融资安排，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资本，使银行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创新需要冒险。当代年轻人已经不像其前辈那样具备冒险精神了，这个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如果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不再留恋政府部门职位，而是敢于在私营部门从事创新性工作，中国的本土创新将超过很多国家。
记者：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您对中国经济未来作何展望？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标杆。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历史罕见。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黄金期，中国政府拥有最健康的负债表，产业升级空间巨大，生态环境也会持续改善，因此我并不赞同唱衰中国的论调。事实上，我敢大胆预测，只要继续加大技术创新、释放产业升级潜力，中国在未来5至10年内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并不难。
中国完全可以不照搬西方经验，走出自己的经济转型之路。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中国金融改革迈出了坚实一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也理应影响全球商品价格。我期待中国能加快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与全球市场实现互利共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