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器制造带来的造富狂潮汹涌而过的时候，时代给号称“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留下了什么？
柳市的初春乍暖还寒，刚刚还艳阳高照的天气转眼就变得细雨菲菲。然而在新年的味道尚未散去的时候，这里似乎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苏醒的都早一些。
正月初七，陆续从全国各地返回柳市工作的人们在柳市工业园的厂区门口排起了报到的长龙；被鳞次栉比的广告牌包围的机场高速路时常会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拥堵；柳市的各个酒店在此时迎来了一年里生意最好的时节，家家宾客盈门，没有提前一个月的预定绝对无法入住……
在柳市最为著名的两个电器市场里，繁忙的交易早已经开始。南来北往的采购者拎着手提包行色匆匆。在这个电器市场里走一圈，你的手中肯定会多出一打企业的产品资料，大部分是强行塞到你手中的……
一切的熙熙攘攘都是因为“低压电器”这四个字，这个东海边上的小镇注定要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名字。它曾因为“假冒伪劣”和“柳市模式”而名噪一时，也曾因为制造了一大批文化层次不高的商业富豪而让内地的诸多城市艳羡不已。然而问题是：时转事易，在产业升级的呼声前所未有高涨的今天，柳市的繁荣能够持续多久？
转型升级之惑
其实柳市的电器市场是一个颇为有趣的地方。在那里，长长的柜台被分成了一个个80公分宽的小区域，坐在这个拥挤工位后的销售员们时刻用精明的眼光锐利地打量着每一个陌生人，以判断要不要在第一时间递出自己的名片和产品资料。然而可能让你意想不到的是：每一个80公分的工位竟然都代表了一个不同的小公司。
这也许是柳市当地政府引以为傲的所在，号称拥有5000家低压电器公司的柳市是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业集聚区。但时至今日，这些企业中依然囊括着宣传时斥巨资邀请明星大腕献唱的巨头企业，也包含了依靠摆地摊实现产品销售的家庭作坊。
身在柳市而不做生意似乎是一件不甚被当地人接受的事情。这个取名源于“柳树下的集市”之意的地方似乎让当地人拥有着一种先天的商业禀赋。他们往往头脑灵活而意志坚韧，既擅长发现最新的赚钱点，也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曾有学者用“四千精神”概括上世纪90年代温州商人全国掘金的精神内涵。但是老一辈的柳市商人却觉得自己的成功不仅是“智商、情商、胆商”的融合，更是一种乞丐精神的延伸。“我们有时候更像是乞讨，只不过我们很聪明地分清楚那些人是有钱人，那些人只是看看热闹而已。”基于这种精神的柳市模式实际上更像一种相对疯狂的营销模式，即便是成名已久的柳市企业家们也曾经历过价格战和挖竞争对手代理商的血雨腥风。
这种精神和模式也许帮助了正泰、德力西、人民、天正等企业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快速崛起。但是在新世纪(23.04,-0.54,-2.29%)里，仅仅只是完整地传承这种模式似乎已经显得远远不够了。因为时光轮转，现在的低压电器产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低档次竞争的江湖光景。
如今的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分工极细。有人笑称：在柳市，即便是一个罕见规格的螺丝钉也有专门的商人生产。然而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不仅如此，同时你还能找到一大把做这种产品的企业。”严重的同质化让如今的柳市商人依然在比拼价格和销售渠道。强势的营销模式背后隐藏着的可能就是对自己产品的不自信。
一位在当地颇为有名的中型企业领导人这样概括自己对营字的理解：“上面有个官字头，意味着要想做生意就必须和政府处理好关系，而底下有两个口，意味着不管是黑话、白话，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不停地推销。”
早在七八年前，产业瓶颈就成为柳市商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时年，对柳市多数电器企业技术含量相对落后，质量参差不齐的产品而言，利润的摊薄已经逐渐显现。但只要是个商人就不愿意在这样的红海中沉浮。
柳市的巨头企业早就找到了化解低压电器窘境的方法：正泰找到了光伏；德力西找到了施耐德并转向文化产业和投资；人民找到了高压领域和海洋重还有一部分中型企业将目光锁定在诸如风电、光伏、LED等新兴产业之上，并获益匪浅。但是对于柳市的庞大企业群体而言，转型的成本并不是人人都付得起的，有时候他们显得别无选择。
然而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瓶颈似乎不属于中国低压电器产业。即便原材料上涨迅速，施耐德的产品卖着高价还供不应求；上海和苏州一带的低压电器企业日子也过得不赖。
做企业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赚钱，本着赚钱的目的做企业的人也许赚不到更多的钱。但是在柳市，多数办企业的人更像是商人而不是企业家。即便是某个规模巨大的企业，在看到红豆杉成为人们钟爱的“空气净化器”时也会去做一点简单的贩卖。而大多数人对地产等快速赚钱行当的热衷更甚于电器产业。有柳市的老总坦言：“在他眼里，柳市的商人群体中，能称得上是企业家的连五位都不到。”
头脑灵活的另一面往往就是缺乏踏实和专注。而这一点在未来的商业世界里可能会成为柳市商人致命的弱点。其实几年前，温州在浙江省的区域经济排名中已经从前三变成如今靠后的位置，打火机产业等外向型产业加速萎缩。(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温州的打火机公司已经从原有的1000家下降到现在的100家)但柳市在温州也许算是一个另类。时至今日，出口在柳市整体的低压电器产业中所占比例仍然不大，因为上世纪末中国建筑(3.65,-0.01,-0.27%)市场的扩容和两次规模巨大的电网改造才是柳市商人们财富聚集的发轫点。然而当智能电网的潮流涌来之时，受考验的不仅仅是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技术、质量水平，还包含了柳市商人对于产业升级是否秉持执着的态度。
不能说柳市没有极为专注的商人，南存辉在当地就被称为执着而勤奋的典型。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商人而言，没有这种精神特质源自于一种先天的缺陷。例如：当年柳市火爆的电器产业催生了为企业服务的诸多变形业态，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的疯狂涌入转变为现在的意欲逃离。
曾有一位当年靠着敏锐嗅觉而第一个进入柳市为各个企业搞公关服务而发家的小老板，最近两年他越来越觉得钱难赚了，但是他考虑更多的不是将企业宣传的各项业务做专做精，而是准备多发展几个投资方向。
产业升级的困境实际上并不能概括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如今面临的所有问题。当中国的商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企业的组织结构、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接受着时代的拷问。
断代与继承
岁月像一把无情地刻刀，既能将人雕刻得个性鲜明，也能将人磨砺得棱角全无。很多的商人在走入知天命的50岁之后，可能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经不如原来那样意气风发并野性十足。
一位在当地颇负盛名的企业家总是能让接触他的人在第一时间里感受到霸气和张扬。然而现在他的心态似乎变得平和而淡然。如今的他觉得自己不管赚多少钱，最终都是没有钱。站在人生的角度考虑，这种论断并不为错。然而当它从一位以赚钱为使命的商人口中抛出来的时候，多少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心态变化，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人群体现在似乎更多地考虑企业传承的问题。有人将自己的儿子推向前台；也有人提出自己退下来之后要捡起自己的兴趣，过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但是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柳市商人的“富二代”们是否已经具有了承担大任的能力？
“富二代”在中国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它延伸出来的潜台词往往是“不劳而获”、“挥金如土”、“纨绔子弟”等等。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富二代”都处于一种寄生的生活形态中，在世界商业发展史上，由富二代传承祖辈企业的例子不在少数，当年的小福特顺利地接过了爷爷的权杖，而几年前的丰田章男也临危受命接管家族的产业……。然而令人感到些许担忧的是，柳市的富二代群体可能无法与丰田章男等人相提并论。
在柳市，有一位不到四十岁的中型企业掌门人，他除了生意之外，更关注自己女儿的教育。假期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一个专门培训传统礼仪的机构中，他觉得短短的几天里，他的女儿变得更加识大体和彬彬有礼。当他的女儿因为考试没有拿到第一名而向他哭诉时，他反而觉得很有成就感。然而对于柳市老一辈的企业家们而言，他们可能并没有这样关注过自己子女的教育。
有当地人这样评价：“当年他们做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多赚钱，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让自己的子女不再受自己遭受的生活之苦。所以在物质上，他们对子女极近宠爱，而在教育上却不甚关注。”
柳市镇政府曾经组织柳市企业的一些富二代进京学习企业管理的知识，但是当这个任务被分配到一个工作人员的手里时，却意外地遭到这位工作人员的拒绝。他的理由竟然是：“我不想去当幼儿园的老师。”他曾经接到几个富二代的电话，问及一些幼稚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开着车去上课啊？我现在人在上海，怎样才能到北京？……。为此，这位工作人员感到烦恼不已。
也许是因为当年最早创业的柳市商人们对于赚钱的热情远远大过了对子女教育的关注；也许是因为他们较低的文化程度让他们在当年始终认为“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然而当知识爆炸的时代到来时，柳市大多数的富二代们可能会为长辈的错误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企业的传承不仅仅是“父传子”这样简单的问题。其间还涉及到创业时期各股东之间的矛盾，企业对第一代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有多大依存度等等。其实很多世界级的企业都是由家族公司演变而来，之所以能基业长青，是因为他们早已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大多数柳市企业而言，依然是缺乏的。
在中国，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商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能有柳市这样近。在这里，有企业老总的副手可能就是自己的妻弟；而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两个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可能还是表兄弟的关系……有当地人笑称：某个老总晚上打麻将输了很多钱，但是相互告别的时候却很释然，因为赢钱的是自己的亲戚，“肉烂在了锅里”。曾有记者对柳市老总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感到不爽：“我辛辛苦苦想联系采访的很多老总竟然会在一个集中的时间里一起吃饭，一起旅游。”
创业初期，亲缘关系导致的相互扶持使很多柳市企业走过风云变幻的市场岁月，然而当企业的规模逐渐变大的时候，很多人却变得“能够共苦而不能够同甘”。尤其是在企业传承的时刻到来时，矛盾也许会上升到一个新的爆点。曾经有江浙一带的一位“富二代”接过父亲的权杖，却面临着原有股东带着技术和销售队伍另立门户的困境，这使得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头发花白了一半。
与此同时，在以南存辉、郑元豹、胡成中、高天乐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柳市企业家之后，柳市已经难以找到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了。其实，40岁到50岁的柳市商人们依然延续了先行者的创业精神，也继承了柳市企业的经营模式。但是时光荏苒，也许他们以后不可能再遇到上一辈人经历的低压电器的光辉岁月了；而他们所继承的传统经营模式也可能在当下的商业环境里表现出种种的阵痛与不适应。
企业家的断代问题让柳市显得有些尴尬，世界范围的产业集聚区往往能够诞生规模不同的优秀公司，他们或以总成本领先制胜，或专攻细分市场，或拥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底特律如此，硅谷亦如此。当柳市大多数的中型企业无法复制前辈们的辉煌时，产业集聚又能为柳市带来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呢？
或许这种问题是中国大多数的劳动密集产业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人口红利越来越少，当中西部城市拼命地挖企业、留民工时，辉煌之后的尴尬恐怕当真难以避免。然而这不完全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当地的社会环境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社会因素
柳市当真是一个缔造过神奇的地方，这个面积243.29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万的镇级行政建制，每年要创造将近500亿元的GDP，这个数字占一个中国西部地区省份GDP总值的五分之一强。过去曾经有人笑称：“在柳市，你看到一个穿着拖鞋在街上瞎逛的人，请千万不要忽视他，因为他的身家至少也有几百万。”
有人是靠做生意发家的，而有些人则是靠卖地分钱发家的。当柳市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靠着海边的狭长地带已经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工厂用地。据知情人士透露：柳市的某些工业用地的价格比上海还要高。昂贵的地价造就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不用奋斗也能够发财的群体。然而走在柳市的街头，一个有趣场景是：很多价格不菲的豪华车拥挤在一条窄窄的单行道上。一个镇级的行政建制似乎无法对众多的企业和富人提供良好的市政配套。
有一些柳市商人很羡慕义乌的发展模式，他们期望在柳市能够打造一个国际低压电器交易市场。但是现实让他们感觉有些失落：“真正的义乌人很多还在做着鸡毛换糖的小生意，赚到钱都是温州商人，为何我们在柳市却无法复制这种模式呢？”其实，柳市的城市环境似乎一直都给人“工厂拥挤，广告牌林立，门市部一家挨着一家”的印象。有时候，当你把柳市走一遍，在进入酒店之前，或许还要蹭掉鞋底的泥巴。
产业配套齐全的诱惑力似乎日渐被种种的不足抵消掉。几年前，柳市有实力的企业开始逐步在上海设立工厂。而这种“逃离”不完全是因为地价昂贵的原因。(曾有企业家表示：自己花了很大的价钱在柳市购买了一块工厂用地，但是由于拆迁改造的问题将近3年竟然没有开工。)
柳市的环境没有办法为企业留住人才。一位企业家坦言：他曾经物色到几个创造力很不错的研发人员，重金将他们挖到柳市来。但是一年之后，他发现这帮人的创新能力竟然大打折扣。
有人这样分析：柳市缺乏知识成长的环境，因为这里没有大学；同时，柳市的生活状态也不适合知识阶层的成长。因为地价的问题，很多柳市当地人在一夜暴富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突然失去了重心。“他们往往白天玩玩牌，晚上唱唱歌，实在闲得无聊的时候，就去全国各地买买楼。”而没有钱的外来打工者很多都在做着低技术含量的重复劳动。让一个知识层次极高的创造者呆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时间久了创造力自然会大打折扣。实际上，大多数的柳市中型企业都认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因为人才瓶颈的制约，有柳市老板在研发一项新技术的时候竟然住进了上海某大学的宿舍，从而希望和高级技术人员多多交流。同时大多数柳市企业设立的研发中心往往不在柳市。
看起来，柳市的多数企业处于组织架构相对分裂的状态，技术含量高的部分基本上都已经被剔除出去并在其他地方生产。或许在他们眼里，现在的柳市已经变成了适宜生产那些对技术含量要求不高的产品的基地。但是对于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基地而言，曾经辉煌的年代正在渐行渐远。今年年初，沿海各地的民工荒似乎很能说明问题。河南的富士康打出了“呆在家里也挣钱，何况收入还不少。”的标语。让人更感忧心的另一个事实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模式似乎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对低压电器产业的要求，而成功实现转型和正在转型的企业们却未必能产生带动效应，从而对柳市整体的低压电器产业带来裨益。
尽管产业的颓势已经彰显，城市对于企业的粘度正在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柳市人的创业精神并没有丧失。当市场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柳市的创造力也许会再一次爆发，只是不知道，低压电器还是不是他们的突破口？！
